皇太极在去世之前就判断：明有必亡之兆！何以言之？彼流寇内讧，土贼蜂起，或百万，或三四十万，攻城掠地，莫可止遏……
接任的多尔衮更是对南朝虎视眈眈，崇祯十七年正月，就在大顺占领陕西后，多尔衮立即派使者往陕北同大顺军联络，要与大顺共击明朝。
大顺军榆林守将高一功收到来信时，李自成已亲统大军向北京推进。高一功虽将清廷来信一事报告了李自成，但李自成并未给以重视。
联络大顺军共同灭明的图谋既未达到，多尔衮也决不肯放过扩张自身利益的良机。这年三月，清廷决定大举伐明。
出师之前，范文程上书多尔衮，指出明朝灭亡的大势已定，秦失其鹿，楚、汉逐之，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逐也。
这便是满清用兵的总体战略方针，清晰明确直击要害。
四月初，传来了大顺军攻克北京、明廷覆亡的消息。多尔衮决定趁大顺军立脚未稳，迅速出兵。
此时满清能战军队大概十万人，除了郑亲王济尔哈朗率领满、蒙八旗军队约三分之一留守沈阳一带外，多尔衮所统满、蒙、汉军队大约为七万人。
清廷这次出兵同崇祯年间几次入寇大不一样，战略目的已由掠夺财物人口变为进取中原。
因此，多尔衮接受范文程、洪承畴的建议，严格约束军纪，规定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必须做到秋毫无犯。
进军路线则采纳了洪承畴的意见，准备由蓟州、密云破边墙而入，避免顿兵山海关坚城之下。
洪承畴投降以后，生活上备受优待，但没正式官职，直到此时，多尔衮才以顺治皇帝的名义任用他为内院学士，使他与范文程同样为帷幄之臣，时时参与对南朝的用兵密议。
四月十五日，清军行至翁后屯，意外地遇上了吴三桂的使者。关宁军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奉命携吴三桂书信求援于满清。
吴三桂的信中说，“……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酧，不敢食言。”
接到吴三桂的书信后，得知了北京和山海关一线的最新形势变化，多尔衮当即改变进军路线，直趋山海关。
他在回信中说，“……平西伯虽向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故尚复怀疑……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
吴三桂叛变大顺，立即回师山海关，击败唐通后，他的总兵力不过五万，山海关一隅之地又难以筹措粮饷。
吴三桂当然明白凭借这么一点军事和经济实力根本不足以同大顺政权抗衡，更谈不上在顺、清夹缝中求生存。
他决定回师夺取山海关，实际上意味着他在同大顺政权决裂之时已经把投靠清廷作为出路。
为了给自己增添一些本钱，他不是率部出关以丧家之犬的形象向清方投降，而是玩弄手腕，名义上遣人向满清借兵、以明朝孤臣的名义请求清方合兵共讨农民军，以报崇祯皇帝之仇。
实则是以京东要塞山海关城为见面礼。
吴三桂的措辞，无非是为自己投靠清朝蒙上一层遮羞布，多尔衮洞察其心，直截了当地以晋封藩王为诱饵，招降吴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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